2023 年是三年疫情后的第一年，中國的經濟、社會以及人們的心理都處于恢復過程中。這一年，從熱搜榜、公開新聞提供的數據中，我們能看到：年輕人熱衷寺廟、手串，熱衷考公 “上岸”，熱衷買彩票。職場廣泛的 “非人化” 現象也引發了關注，“發瘋”、“全職兒女”、“孔乙己文學”、“四不青年”（不戀愛、不結婚、不買房、不生育）等詞匯一度流行。

網絡暴力一再發生，李佳琦的言論遭到討伐，上海萬圣節人們的個性表達獲得喝彩?！扒榫w價值” 成為了一種被重視的 “價值”。人們涌向淄博吃燒烤，又涌向哈爾濱看冰雪，大學生們發明了 “特種兵式旅游”……這些都體現了人們對釋放、自由的渴求。

這些無不反映我們正處于一個變化的時代。

心理學家許燕覺得，外部世界的劇烈變化給人們帶來了心理沖擊。很多人每天心神不定、焦躁不安，為工作和生活所迫，“沒有處于一種真正的人的狀態”。

她認為 “情緒價值”、“精神內耗”、“內核穩定” 等詞語的流行反映了現代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境遇。時代社會的變化引發了群體的心理共振，人們開始關注自己的心理健康，注重 “情緒價值”。大家因為不想 “精神內耗”，所以追求 “內核穩定”，需要積極的心理力量來應對艱難的外部環境。

這種狀態可以從心理學家卡倫·霍尼（Karen Horney）那里得到解釋?；裟嵩?1937 年出版的著作《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中提出，現代社會變遷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普遍焦慮。當我們認識到文化環境對于神經癥的重要影響后，被弗洛伊德視為神經癥根源的生物、生理因素立刻退居二線。

許燕認為中國社會目前處于霍尼描述的現代轉型期，所以有著同樣的普遍焦慮和不安全感。但相比過去，“這個時代也有新的特征”。

許燕是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曾任北師大心理學院院長、中國社會心理學會會長。她在 1978 年考入北師大學習心理學，成為中國恢復心理學專業后的第一批學生。近 50 年來，許燕見證和參與了中國心理學的發展，在心理枯竭、心理綁架、心理貧困、心靈善惡等領域有開創性研究，著有《人格心理學》《成為更好的自己》等。

許燕。來源：受訪者提供。

2024 年 1 月，《晚點 LatePost》通過視頻對話了在海南三亞養病的許燕，與她回顧了過去一年我們共同經歷的公共心理事件。她因為病后初愈，不斷咳嗽，但討論還是持續了三個半小時。她的表達溫和，但不失批判性，對中國的時代和社會心理有著許多洞見，也積極提供解決之道。

“烏卡時代”、“緊縮型文化”、“內卷” 和 “大流行時代” 是許燕理解時代特征的關鍵詞。

從全球來看，她覺得現在是一個烏卡（VUCA）時代，即不穩定（volatile）、不確定（uncertain）、復雜性（complex）、模糊性（ambiguous）交織。人們需要不斷適應環境變化帶來的心理變化，但常常跟不上，身心疲憊不堪。

就中國而言，她認為 “緊縮型文化” 和 “內卷” 是當前的時代特征。“緊縮型文化” 與 “寬松型文化” 相對應，前者指制約比較多，特別是權力的規定比較多，每個人在生活中都覺得要處處小心謹慎，不敢越雷池半步；后者指人們的心理狀態感覺比較自由，社會相對比較和諧，人能夠更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 

許燕稱，一般來講，高度競爭的環境中容易出現緊縮型文化的特征，會出現所謂的道德嚴苛性，道德的社會監控力增強。她和合作者研究發現，基尼系數越高，道德嚴苛性越強。當人人都在說道德時，道德的邊界被無限擴大，每個人都感覺自己被監控，對自身行為的道德約束性也在增強。

她把 “內卷” 視作一種 “努力的通貨膨脹”，稱去年一項研究 [1] 發現，“內卷” 相關的論文發表數量急劇爆發的拐點是 2019 年，恰好和中國 GDP 增速急劇放緩的拐點相對應。“兩個拐點明顯交織起來，說明經濟沖擊對我們的心理產生一定影響?！?/p>

她提到兩項研究 [2] 從社會和個體兩個角度分析 “內卷” 的心理結構。從社會心理角度看，“內卷” 包含四個要素，分別是資源稀缺（怕拿不到資源）、社會規范（類似緊縮型文化）、心理壓力過大（只能卷自己）、競爭行為。從個體心理角度看，“內卷” 會讓人具有三個特征：無力感、無意義感、無自主性（被動地卷入競爭，沒有力量支配自己）。

“‘內卷’ 的后果就是躺平、苦斗、焦躁、憂郁等社會心態反應，無論哪種心理反應，都需要釋放壓力。隨即而來的就是今年流行的 ‘發瘋’ 狀——不受約束的心靈釋放，其實質是一種故作瘋狂的釋壓行為?！?許燕說。

最后一個特征是 “大流行時代”。由于網絡的助推，一個 “爆點” 能迅速引發社會共振。比如 2023 年火熱的 “淄博燒烤”、“南方小土豆勇闖哈爾濱”、“特種兵式旅游” 等都是如此。特別是結束了三年疫情的封控環境所導致的 “報復性出行”，是需求的被動壓制所出現的行為回彈。

“過于壓抑之后，人們更要一種自由感與奔赴感，旅游就屬于一種體驗性消費。但體驗容易扎堆，人們要的也是現場的蜂擁效應——共情。例如，蜂擁去淄博，才吃得嗨；蜂擁去 ‘爾濱’，才玩得嗨，大家一起去 ‘發瘋’。淄博和哈爾濱都抓住了百姓心有所向的流行點——低消費的高體驗，提高了百姓的可參與度。” 許燕說。

她注意到，現在三亞打的廣告也變成了瞄準低消費高體驗的流行點，比如開車環島窮游。“在大流行時代，必須要找到好的啟動點才行。”

許燕觀察到，不同時代的年輕人似乎面臨著同樣的人生問題。這一代年輕人的 “狀態” 令她想起 《中國青年》雜志的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那是 1980 年，她在上大學，署名信的題目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這引發了一場震動全國的 “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的大討論。1996 年，《中國青年》又展開了一次人生觀討論，題目是《我不停地奮斗，為什么成功卻離我越來越遠？》。當今，這類問題還在年輕人中談論著。

許燕說，心理學能對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一些幫助。從這個角度，“心理學不是只為心理異常者服務，它是為所有人服務的?！?/p>

她自己的人生也受到心理學的深刻影響。許燕的父母是北師大的老師，自己從小在教師家庭和教師 “大院” 里成長，接受了 “北師大最標準的全套教育”（北師大實驗幼兒園、實驗小學、二附中、本碩博），最后工作也在北師大。

她回憶，自己在幼兒園受的教育是扎根于蘇聯心理學家巴甫洛夫條件反射理論的行為訓練，比如分餐制、睡眠姿勢、洗臉和穿衣程序都非常固定化。這種行為訓練造就了她喜歡程序化的做事方式，強調秩序與規則，言行舉止要文雅莊重，性格上更追求嚴謹、細致、完美，甚至有些心理 “潔癖”。

學者之外，她是一名身邊總圍著學生的教師，與年輕人有最直接的交流。她感受當人們是年輕人時，他們有共同精神處境，她也感受時代變化落在不同代際年輕人身上的具體差異。她會在課堂問學生為什么去逛寺廟、考公，好奇學生為什么連戀愛都不談了……她以一個老師自然的職業本性關注著年輕人，也用專業知識幫助他們認識自己，應對時代變化，應對未來巨大的心理挑戰。

以下是《晚點 LatePost》和許燕的對話。

《晚點》：如果現在讓你回看，你覺得疫情給中國人的心理可能帶來哪些影響？

許燕：疫情不只對中國人，對全球的沖擊力都太大了。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全球精神健康報告》指出，2019 年，世界上有近 9.7 億精神疾患，占總人口的 13%。疫情以后，精神疾患的人數在提升，像抑郁癥和焦慮癥患者增加了 25% 以上。陸林（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院長）提出，“疫情對人類心理健康的影響至少持續 20 年”。其實不止 20 年，很多人是終生受到影響。

對于中國，總體來講，我們發現一個現象需要關注，但還沒有研究，就是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出現了褪色。我們在疫情當中有很多黑色或者灰色記憶，但現在變白了。我們在說事情的時候，似乎總要跳過這三年，時間軸出現了空白。淡忘是人面對創傷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但有的創傷也會讓人銘刻終生，理論上不應該完全變白。

《晚點》：大學在 2023 年正式恢復線下授課，你和這些 “00” 后的學生接觸有什么感受嗎？

許燕：我們前三年都是線上上課，去年徹底恢復線下。恢復以后，大學生應該正常地入學報到，結果我們發現一個什么情況呢？有些學生開學不來注冊，還是想上網課，說，老師，我沒有返校，能不能給我一個鏈接，我在家上網課。我們很吃驚，有的學生對正常的大學生活已經沒有概念了。

三年疫情，有很多學生沒有入校就畢業了。相對來講，他們的人生是有缺失的。疫情又讓他們習慣了在家的隔離狀態，不需要和眾人交往，但不與人面對面交往，就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化?，F在很多人出現社會化不足的問題，就是因為缺失社會交往。 

我提出要關注 “社會心理殘疾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過 “健康損失殘疾年”，指因為疾病引起的健康損失，導致無法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年數。全球平均每個人生活六年，就有一年是由于心理或精神疾患造成 “殘疾”，不能更好地生活和工作，損失了社會功能。實際上，疫情三年就是我們的 “健康損失殘疾年”。

這造成一些人用疫情狀況取代正常狀況。進入新環境時，他們不知道應有的正常狀態。我們力圖告訴學生，大學的正常狀態是什么，但有些人習慣不了、怨聲載道，不能融入真正的現實社會，而是要求你為我服務，自我中心和個體化更強了。他們不到校注冊，或者到校注冊以后就在宿舍里待著，能在宿舍里聽課、就不到課堂聽課，喜歡遠離集體生活，蝸居在個人空間。

疫情過后，我們要讓年輕人恢復到正常的社會生活當中，不能再延續他們 “社會心理殘疾年” 的年數。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所謂心理健康，指標有兩個，一個是臨床指標；另一個是文化指標，指偏離了現實的社會文化規定，心理就會出現偏差。

《晚點》：去年很多年輕人愛去寺廟，流行語是 “在上班和上進之間選擇 ‘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間選擇了 ‘求佛’、在作為和作用之間選擇了 ‘做法’、在關系和體系之間選擇了 ‘佛系’、在徹底擺爛和艱苦奮斗之間選擇了 ‘感動上天’”。你怎么看待這些現象？

許燕：我去年上課的時候，問學生有沒有進過寺廟拜佛？很多學生都說去過。他們是不是當真？其實不一定當真。但我覺著這是他們尋求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因為現在給大家解決問題的方式都太模式化了，他們聽膩了，想自己嘗試一些別樣的方式。

具有科學訓練背景的大學生為何去接近 “玄學”，因為他們知道 “未知領域” 可能是當下科學未探明或被驗證的領域，他們也在找 “玄學” 中與現實的連接點。例如，辟邪惡（避免小概率或危險事件）、避驕縱（避免引火燒身或樂極生悲），避免自讖（防止一語成讖）等。這些都是安全自保的被動防御方式。

但是，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而是在逃避問題，或是許下心理期望，以心理暗示進行自我安慰。但有時對某些人是有效的。比如在災區，宗教服務比心理服務更受歡迎。為什么？

這背后的底層邏輯是一個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對自己的命運有多少的掌控力。當掌控力低時，我們就會出現無力感、無價值感、無自主性，這些都是 “內卷” 下的心理特征。這時，人們就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老天，“頭頂三尺有神明”，交給一個也許能夠控制我們人類的神靈。

“網易數讀” 2023 年的調查 [3] 發現，現在年輕人對寺廟的關注度是從 2022 年下半年開始，到 2023 年上半年一下子增加，18 歲到 30 歲的年輕人大概占到進寺廟人群的 45%，將近一半，足以可見年輕人對世間的無力感，缺乏對命運的掌控力。調查還發現，年輕人到廟里更多求的是前程，比如學業、事業、財力，但是不問婚姻。

一些年輕人格外偏愛寺廟游，到清幽禪靜中去尋找心靈慰藉，將人生轉機寄托于超自然力量。人在困境時需要找一些心理安慰。我們雖然不排斥，但一定要告訴年輕人，它不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真正要去解決問題，還是需要我們自己的努力，也需要社會支持。正如他們所說：“早起上完香不耽誤坐地鐵搬磚，誰還不是一邊祈福一邊奮斗？”

《晚點》：如果說 “求佛” 是年輕人應對不確定的未來的一種方式，另一些年輕人則選擇了 “考公”“考編” 來求未來的穩定，但競爭非常激烈，一些人進了體制后也出現不適應。

許燕：現在年輕人想 “上岸” 更難了。因為政府支出偏高，有些地區的機關已經發不出工資，有的也開始大量縮減崗位。年輕人在工作崗位缺失時，就開始考慮上學。社會要給年輕人提供發展的路徑與生存機會，學校也可面向應屆生把碩士、博士的名額開放一點，大力發展專業碩士和專業博士，可能是條緩解社會壓力的通路。中國的學歷早就通貨膨脹了，在學習型社會里，年輕人回歸學校，也是知識蓄池、自我積累的過程。 

《晚點》：相比追求避險的 “考公”“考編”，還有一些年輕人選擇追求風險的 “暴富”，2023 年中國的彩票熱就是典型，銷量同比增長近 50% [4]。這可能反映了什么群體心理？

許燕：現在有的商家總要隔出一個空間來賣彩票，因為買彩票的人多了。在原有的常規系統中已經獲得不了的東西，那只能奢望在非常規系統中尋求了。特別在財力不足的情況下，更會做 “小投入、大回報” 的夢想，賭徒和僥幸心理就開始有了。

但是你問年輕人，他們有的會說這是一種簡單、快捷獲取快樂的方式。他在買彩票時，就沒想著要回報，接受了失敗預期，所以一旦中獎，覺得是額外附加的，能帶來很多快樂。這有點像去年流行的 “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種欲望激素，能迅速給你帶來快樂，但它容易上癮。像買彩票和賭博都容易上癮，它們啟動的是低水平激素的多巴胺。

當正常途徑在縮減，異常方式就會流行。像緬北騙局也是投其所好。他們做局時，對你可能產生的各種心理反應都做了預案，見招拆招。其實除了多巴胺，還有很多獲取快樂的途徑，它們和人類的激素有一定關系。

比如內啡肽是奮斗激素，是一種痛苦后的愉悅，就像長跑超過極限后的興奮；血清素是維持自我平和的激素，早上曬太陽會多分泌；催產素是愛的激素，擁抱、好的親密關系讓人幸福。這些都能讓人獲得快樂，緩解壓力。

《晚點》：正如剛才我們聊的，現在年輕人不僅更關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也開始熱衷探索自己，像星座、MBTI 人格測試等就是例子。你怎么看待這幾年心理學的火熱？有被扭曲或者誤解的地方嗎？

許燕：星座預測人的性格和未來是偽科學。這里面的心理機制是巴納姆效應（Barnum effect），早在 1948 年就被學者研究了。它指人們在一種籠統描述的情況下，傾向選擇那些能印證自己的描述。而且，有時人們測完以后會有心理暗示，會不自覺地按照那些說法行事，進行自我印證，形成循環。

MBTI 要比星座好一點，因為它應用了榮格的人格心理學理論，但 MBTI 的測量指標（如區分度、效度、信度）并不好，沒那么科學。但它之所以流行，就在于它簡單明了地讓你知道你是什么性格的人，適合什么樣的職業，簡便易懂。

實際上，在科學的心理測量中，測量工具的保密性很重要，也不是計算機上簡單的計算和排列組合，需要專業人士整合考慮。就像普通人檢查身體得去醫院，醫生才能分析解釋 CT 結果一樣，心理檢查（測量）也得去學校、醫院等專業機構才行。

像很多人只是有抑郁情緒，本來可以恢復，還沒嚴重到抑郁癥。但他們被網上的心理測試 “確診” 后，就往抑郁癥的方向發展。這會產生誤導，一定要小心。 

《晚點》：年輕人應對現實的還有一種方法是 “發瘋”，比如萬圣節的上海年輕人有很多 “表達”，甚至有人覺得形成了一種 “青年文化”。怎么從心理學角度解讀這一類的現象？

許燕：一般來講，我們處理壓力有兩個路徑——戰與逃。戰就是我要積極解決問題。但當某個問題解決不了時，我們必須學會保護自己，要學會逃，避開永遠折磨我又解決不了的那個問題。我只有把它扔掉、放下，才能輕松地活出自己。

去年開始流行 “發瘋” 這個詞，強調自我奔放、自由的感覺。這是一種積極的表達。因為沒錢是現實，我自身解決不了。我整天磕死在我解決不了的問題時，只能讓我感受苦海無邊。那我也不想了、不比了，就看我能走通哪一條讓我快樂的路徑，就怎么來。

我覺得年輕人現在更多以 “發瘋” 的狀態來處理很多以往糾結的東西，是一種生活態度。雖然可能有些無奈，但能讓自己快樂起來也不錯?！疤善健?是一種無助、不反應的狀態，但 “發瘋” 是一種讓我自己快樂的劇烈反應。這有年輕人的特點，避苦趨樂也是釋放壓力的好方式，說明他們 “活明白了”。

要給大家能夠 “發瘋”、宣泄的場所和機會。今年可能還會延續 “發瘋” 文化。像大家在呼吁春節能不能放開放煙花爆竹？中國傳統民俗認為，放炮可以辟邪，把過去不好的東西徹底給它崩掉，有一個新的開始，熱熱鬧鬧的，有利于我們現在的精神和社會心態建設。

不少人也在批評今年除夕不放假，不能讓大家過個好年。社會朝向人性化的要求開始發展，你要能讓我活得像個人。節日是給人帶來快樂的時刻，東方的傳統節日、西方的好的節日，都可以過，給大家提供更多快樂的時光。

要盡可能地讓大家多過節，多一點快樂，像國外就有很多節假日。從弗洛伊德的角度講，人的心理能量就這么多。為什么我們不讓它在積極層面釋放？ 

《晚點》：現在很多人的精神和心理狀態都會受到網絡影響，最讓人痛心的是遭遇網絡暴力后自殺的人，像 2023 年發生的就有染了粉紅色頭發的女孩鄭靈華、武漢 “校內被碾壓致死” 男童的母親 [5]。網暴行為可能是出于什么心理？

許燕：有一種叫缺失補償心理，貶低他人以提升自己的優越感，奪人眼球以找尋自己的存在感。有些網絡噴子可能是在日常生活中受壓抑或者受挫的群體。當現實環境對我們各種心理表達有嚴格控制時，他們就要找到一個可以安全宣泄的地方，“線下沉默寡言，網上無所顧忌”。網絡具有匿名性，特別容易成為網暴者宣泄的替罪羊。他的攻擊是對自己負面心理的宣泄，撕得越狠，越有暢快感。

還有一類人是本身具有邪惡快感。這是一種暗黑人格。這類人見不得別人好，當他看到比他好的人倒霉時，快感就出來了。他甚至愿意制造別人的不幸，這能讓他酣暢淋漓。他們在網絡上制造流言，重傷別人。正如錢鐘書先生在《圍城》中所述：“流言這東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蘊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惡意，比流產更能讓人心力憔悴?！?/p>

他們使用的道德綁架手段極具掩蔽性，常常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以道德的名義指責別人，讓人無以辯駁。社會道德嚴苛性加劇，會導致 “道德雙標”。當社會不和諧時，幸災樂禍就會出現。魯迅不就因為國民無視自己同胞而棄醫從文嗎？他用的詞是 “看客”，我們也叫 “看客心理”。

不良網絡是一個情緒宣泄的垃圾場，不是一個講道理的地方。網暴常給對方制造不幸，像武漢那個男童的母親雙重受創，最后自殺。但在網絡上沒人能對此負責，你常常找不著誰是致她于死地的人，我們只能說是網絡的一個群體，“法不責眾”。比如你能證明誰的哪一句話致她于死地嗎？所以很難界定，現在最多只是封號，很難進入法律程序。

實際上，網絡從眾行為很普遍，一種言論出現，大家不負責任地馬上跟進。其背后的心理是責任擴散。當我是一個人時，我會考慮承擔責任，但如果是一群人，我的責任就分攤給現場的其他人了。這會導致人們群起而攻之，不為自己的惡果承擔任何責任。

《晚點》：很多年輕人找工作遇到一些困難，催生了 “全職兒女”“孔乙己文學”“四不青年”（指不戀愛、不結婚、不買房、不生育）這樣的新詞。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背后的社會心理？

許燕：“全職兒女” 不是 “啃老族”，他們是先在父母這個蓄水池里儲備能量，然后借機進入社會，等待時機 “上岸”，比如考研、考公。它與 “啃老族” 不太一樣，是一種無奈。找不到工作，但必須要有一個能夠生存的地方，家庭成為兒女最能待得住的安全地帶。一般來講，在子女最困難或者沒有自立的時候，父母都會給予支持。

 “孔乙己文學” 是網絡上的年輕人用來抒發自己當下苦悶的流行文體，表達有了高學歷，卻找不到心儀工作的困頓和苦悶。也是一種自嘲，挑戰了 “讀書有用論”。我們常說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但現實社會不是都能給人美好感，打壓到一個人必須放下所謂讀書人的臉面去生存。

無法放下的人只能自嘲說，“學歷是我下不來的高臺，就像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雖然央視網也在對話年輕人，“孔乙己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當代有志青年絕不會被困在長衫中”，但是年輕人覺得一些媒體的口氣爹味十足，媒體的家長式思維已經不被年輕人所接受。

現在的社會把工作分為藍領、灰領、白領、金領等階層，有等級、高低之分。人往高處走，沒人想跌落。但如今階層兩極分化越來越厲害了，只有少數中層能往上流動，其余基本是往下流動，并被固化在低階層，“讀書已經改變不了命運了”?？滓壹簜兓蛘哂懈邔W歷的人，要做好往下流動的心理準備，這對他們來講是巨大的心理挑戰。

原來有個理念挺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每個人心安理得選擇一項工作，沒有階層、等級之分。只要我的本職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如果整個社會貫徹這種理念，工作沒有高低之分，真正做到社會平等，那所有人都有面子，都有自己工作的價值感和尊嚴感。

一個社會的理想狀態是橄欖型（兩頭小、中間大），但現在不只是中國，全球的兩極分化都非常厲害，變成了啞鈴型（兩頭大，中間?。＿@不是一個很好的社會發展的穩定狀態。由于抗風險能力的差異，疫情也讓財富更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甚至占據了 2/3 的新增財富 [6]，導致中產萎縮、低收入群體增多。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四不青年” 說的是現在年輕人的社會生存狀態。我有時會講戀愛心理學，以前的學生又戀愛又結婚又生孩子；后來的學生慢慢地不太想生孩子，但可能會戀愛結婚；再到后來，學生不想結婚，就想戀愛；最后到現在，他們戀愛都不要了，觀摩別人戀愛就行，替代性滿足就可以了。

我問學生，背后根本原因是什么？他們說，家庭成本太高了。我們都知道人要有各種人生體驗，誰都希望有一種心理的豐富感和生活的繁榮感。但如今，他們挑不起成家這個擔子了，索性就放下。這是社會問題，不是個體問題，社會應該解決好社會分工的問題。

《晚點》：失業和貧困是造成焦慮、抑郁等情緒的重要誘因。極端的案例之一：在經歷了欠薪、失業、找不到工作后，44 歲的資深建筑設計師金輝從供職過的深圳市建筑設計研究總院 21 層一處窗戶墜樓 [7]。一個人失業的人該如何調整心理狀態？你有什么建議？

許燕：心理學有一個詞叫 “中年危機”，就是 “上有老、下有小” 的中年人在拼搏事業的時期，最容易出現危機。因為他要承擔自我成長和整個家庭的責任。本來他是家庭主要經濟來源，也處在個人成長的關鍵期，突然失業，要比年輕人受創更大。而且現在各個企業在降低成本時，會先裁掉中高層的中年人，因為新入職的年輕人知識結構新、工資也低。中年人這種現狀確實令人憂心，當人絕望時就會出現極端例子。

實際上，整個經濟狀態導致我們出現 “期望遞減效應”。我們以前一說期望，意思是往高處走，但現在我們面臨的是期望不得不呈遞減的狀態，我們的生活幸福感要不斷降低。以前我們都說要追求美好生活，我只要努力，就能獲得好生活；慢慢變成，我只要一個安安穩穩的水平；再往下走，我有些經濟來源，能維持一種比較苦的日子；最后往下走，就是我們所說的生活無望，再努力也沒用了，到無望、無助的失業狀態。所以百姓期望經濟快速回升，阻止住生活的下滑狀態。

個人不知道這場危機什么時候能結束，等到危機結束的時候，人可能已經老了，一大批年輕人還在等著工作，自己的優勢已經沒有了。當個人的努力已經無效的時候，真的需要社會的支持與關懷。

從政府來講，在完成農村的扶貧工作以后，要開始關注城市的扶貧工作。這要靠社會力量來支持，不完全是個人努力，需要政府、機構來幫助這些失業職工。所有的困難戶都會沉落在社區，所以社區的關懷性活動要做到。不管怎么樣，總要讓人活下去。中國有 500 多萬人每月人均收入為零 [8]。我們要盡可能減少零收入的人，對失業職工的關懷一定要配套跟進，要給他們最低生活保障。

《晚點》：你研究過教師的 “心理枯竭”，2023 年也有相關的悲劇發生，比如河南鄭州一位 23 歲的小學女教師自殺 [9]。她在遺書中稱，自己很想教書育人，但學校的工作和活動、領導的檢查，讓她像進了 “牢籠”?！袄位\” 一點點縮小，每天都提著最后一口氣上班。你覺得我們該如何處理 “心理枯竭”，避免悲劇重演？這可能是當下中國職場的普遍性問題。

許燕：現在學校對老師的要求有點過多，比如原來學生 4 點就可以離校了，現在必須到 5 點之后，等于不給老師留有備課時間，把社會功能全都壓到學校，自然會加重老師的工作負擔。

我們去香港特別行政區調研時，發現他們的社區功能很重要，比如孩子 4 點放學到家長 6 點下班這一段，孩子歸社區管。社區工作人員將孩子集體接回，孩子在一個活動站里在寫作業等。香港社區工作人員多是宗教志愿者群體，其實大陸社區也有許多退休人員可以發揮余熱。我們一直強調 “家、校、社” 一體，但社會的功能始終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

而且，未來孩子的數量在劇烈減少，所以現在老師的編制也在縮減，工作量又超負荷，和教書無關的雜事較多。自殺的這個老師就覺得工作和她想得不一樣，為什么干了那么多活，很多活還和教書育人無關？

另外，新入職老師的崗前訓練很重要。要讓他們知道目前教師的工作狀況是什么樣，應該怎樣防止出現心理枯竭。其實這種老師一般都很有責任心、自我要求高，未來可能會成為一個好老師，但在最初沒有保護好，職業預期不準確，應對力不足，導致出現這樣一些問題。

《晚點》：好的崗前訓練現在在職場上是個稀缺品。

許燕：對，以前我們說，入職三年后才會出現心理枯竭。現在不是，入職幾個月后就可能出現心理枯竭。壓力越大，枯竭出現時間就越早。從出學校門到進入職業門，這是一個質的轉變，必須要有人引領一下。以前我們很多工作都是師傅帶徒弟的方式，現在好像少了，工作單位只管用你，缺少培養，就會出現適應不良。

現在職場上要重培養，不要只重使用。其實很多大的機構都會有新入職培訓，這非常重要。我做過一些培訓，發現職場新人最大的問題是不能夠由學生身份轉到職場人身份，明顯看到你對他們的很多要求，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但他們根本無所謂。如果角色轉變不過來，以學生身份替代職場身份，結果會碰得頭破血流。

學生身份與職場身份最重要的不同是由他控向自控的轉變，職場上不再有老師的指點和幫助，時刻要自我提醒。責任心是重要的職業人格，要對工作負責，也要對自己人生負責。

我們之前也沒有 “免疫教育”，很多家長太寵愛孩子，讓他們覺得社會也該像家長寵愛自己那樣，其實不然。家長、學校允許他們犯錯，但職場常常不給犯錯機會。

《晚點》：現在心理健康問題呈年輕化趨勢，比如 18-24 歲青年的抑郁風險檢出率近 1/4；江西 15 歲男生胡鑫宇失蹤，后被認定自縊死亡；四名在外打工的年輕人（最小的 23 歲）在天門山跳崖引發關注 [10]。你在采訪中也曾提到，疫情之后，孩子的自殺率增加，一個 6 歲的孩子會說，“我活著沒有意義”。你覺得我們該如何應對兒童和青年群體的精神危機？

許燕：兒童青少年群體的心理相對來講比較脆弱，沒有經過大災大難，一旦遇到社會的風吹草動，就會受到很多沖擊。一開學，很多學校都處于防備狀態，因為開學是孩子最容易自殺的時候，災后會出現各種各樣心理脆弱感的反彈。

這三年的封閉有點像心理學上的 “感覺剝奪實驗”，就是隔絕人的所有信息通道，比如眼睛戴一個眼罩、耳塞讓你聽不到聲音、皮膚全都給你纏繞著繃帶。人開始處在感覺剝奪的環境下反應不大，幾天后就有很多人無法堅持。因為持續的隔絕狀態讓人產生幻覺、精神崩潰等。實際上，三年疫情阻斷了很多信息，雖然不像感覺剝奪那種絕對的剝奪，但是一種相對的剝奪，對人的心理健康也有一定影響。

青少年更容易受到這種影響，因為青少年更需要豐富的刺激，所以一下子出現很多問題，很多孩子采用極端方式，比如自殘、自殺。自殺現象是有傳染性的，有這種想法的人在網上看到有人自殺以后，就會學著自殺。特別是青少年，他們很多都是沖動性自殺。比如平常沒跟父母 24 小時密集接觸，現在天天在一起，沖突就會加大，父母的批評言語，有時也會引起孩子采取過激行為，所以反常規環境會引發很多異常心理反應。

青少年的自我調控能力比較弱，導致他們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失常行為。所以災后的教育非常重要，就像剛才我們說的，它要影響一個人至少 20 年。不是這一場災難過去以后就風平浪靜了。它是一個持久的心理消化過程。

《晚點》：如你所說，青少年的自我調控能力比較弱，那么家庭和學校應該多做一些工作。我記得你曾說，最大的空白區在家長，我們缺少 “親職教育”（如何做一個合格的父母）。

許燕：對。缺少 “親職教育” 是一個挺大的問題，但有沒有需求？有。原來我們學校的趙中天老師講這門課，全校選修，在 500 人的大教室里面講，大部分學生想選都選不上。但后來他退休以后，就沒人講這個課了。

《晚點》：這門課火熱的緣由是什么？

許燕：弗洛伊德說過一句特別經典的話：“成年人的問題都能在童年找到根源?！?這個話有沒有道理？有道理，但它更多是針對有問題的群體。我們反過來追蹤尋源的時候發現，有問題的群體和他們的家庭是有關系的。這也是為什么人們會說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

我們做研究的時候發現，具有內核性、重要的人格品質都是在學齡前形成的，像樂觀、希望、堅韌。希望決定卓越人生，樂觀決定幸福人生，堅韌決定成功人生。樂觀是在兩三歲形成，希望是在三四歲形成，堅韌是在五六歲形成。

這些是未來能讓他抗壓的核心品質。我們早一點給孩子植入這些人格品質，他以后就能抗壓。如果我們早期沒有對孩子植入這些積極的心理品質教育，以后就會出問題幾率就會增加。

《晚點》：問題是如何植入。很多父母也很茫然，應該如何做？

許燕：有不同的方法。樂觀是你看待事物的態度。積極和消極截然不同。比如爸爸每次回家都會抱孩子。有一天，爸爸回來沉著個臉，倒頭就睡了。這時，2 歲的孩子就跟媽媽說，爸爸不喜歡我了，很難受。等于是對特殊事件做了消極的泛化性結論。

那媽媽就要調整孩子的心理，把他的消極的想法局限在這個點，不能放大處理?？梢愿嬖V他，爸爸今天太累了，等他休息好了以后，就會來抱你。讓孩子從對事情的消極解讀轉化成積極解讀。

希望的品質包含三個要素：首先是人要有目標?！澳繕怂季S” 很重要，能讓你以最捷徑的方式達成目標；其次是 “路徑思維”，這是實現目標的方法；最后是 “動力思維”，你必須要有克服困難、實現目標的信念。

在培養孩子目標思維時，有時孩子要做某件事情，你要問他，你為什么要做這件事情？因為孩子有時做事根本不想。你問他為什么做這個事情，有什么價值，可做還是不可做，這都要他做一些判斷，不是都隨心所欲。

一般我們主張堅韌在 3 歲以后培養，關鍵期是幼兒園大班到小學一年級。不要過早地給孩子進行挫折教育，特別是 3 歲之前，親子依戀期的時候不要去做，這時要給孩子安全感。稍微大了以后開始鍛煉孩子克服困難的品質，可以給他設置障礙。不能讓他認為一切都是風平浪靜，要給他制造一定失敗。

制造失敗以后并不是不管他了，要看他對失敗的反應。如果他不怕失敗，克服了困難，就要表揚他。如果他破罐破摔，就要幫助他，和他一塊兒克服困難。你讓要他體驗到換個方法就能解決困難，體驗到成功。慢慢讓他形成遇到困難不放棄、找到解決辦法的習慣。類似這樣，在生活的一點一滴中培養孩子。

《晚點》：感覺這不只對孩子有用，成年人也需要培養這些品質。

許燕：這些品質實際上是從成年人那里得出來的，我稱為 “人格金三角”。為什么有人有這些積極人格品質，有人沒有？很多積極的心理品質是從孩童時代就要培養的，“三歲看大，七歲看老” 是人類普遍規律，所以人格品質要早培養，讓它早發揮作用。

《晚點》：2023 年主播李佳琦說：“找找自己原因好吧，這么多年了工資漲沒漲？有沒有認真工作？” 這引發了網友 “聲討”，背后似乎反映出一種時代心理變化，努力不一定能取得相應回報。

你怎么看待年輕人這種心態變化？歲末年初播出的電視劇《繁花》非?；馃?，也觸發了一些人懷念 1990 年代的中國，覺得那時普通人更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機會很多、空間更大。

許燕：李佳琦說了一句和現在時代不吻合的話，認為窮就是你自己的問題，觸動眾怒，引起人心理的反彈和抗拒。因為這個時代不是我們造成的，但我們遇到了。我們無法選擇時代，也扭轉不了時代特征。不同時代的人所處的社會境遇不同。

《繁花》反映了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做事情，汪小姐是一個典型。是那個年代的時代特征，現在有所不同。現在是靠個人努力不一定獲得成功，因為個人的力量在減少，社會的力量在增加。大家努力奮斗的結果是內卷。

《晚點》：面對慢增長和弱流動的未來，人們是不是需要通過心理調整來適應未來變化？有學者建議人們要適當學會反內卷，要破除單一評價體系，不要主動把自己異化為工具，積極追求自己的人生意義等等。你有什么建議？

許燕：其實大家都想反內卷，在內卷的環境中，被卷的人和卷別人的人都不快樂。如果大家都不快樂，一定是我們現行運行規則有問題。如果規則不改變，內卷也改變不了。前段時間我看到一句話說，如果科技發展沒讓我們的工作輕松，反而更內卷，那它一定是錯的路徑。大家都在思考真正正確的路徑在哪里？

內卷是一個大的時代潮流，每個人都在漩渦中。當你在漩渦中想逆潮流而過，僅靠個人力量不足以逆流而上。當我們每個人都無力面對內卷時，其實應該是社會治理的運行時刻。政府怎樣在社會發展中能讓人們提高工作的幸福感，是我們這個社會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

人們越來越感覺到，在工作當中，我沒有處于一種真正的 “人” 的狀態，甚至我會接受這種 “非人化” 的狀態——我是工具，我能夠被別人當工具，說明我還是有價值的。情感老是刺痛我，所以我要隔離情感，不要情感。我也不要自主、不要自由，因為自由會帶來痛苦、無奈。我任何自由的選擇最后都是碰得頭破血流。我就像動物一樣，處在被支配的被動地位。躺平、佛系實際上都是放棄自主性。

“非人化” 來自于馬克思講的 “人的異化”，其實就三個特點，像動物一樣無自主性、像機器一樣無情感、像工具一樣被利用。現在很多人都處在這樣的狀態中。我們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怎樣讓一個人活成真正的人，發揮人的自主性？怎樣讓人快樂生活？人要怎樣實現自己的價值，而不是別人的價值？

現在很多孩子實現的是父母的價值，而不是自己真正的價值，孩子也被父母工具化。夫妻之間也是這樣，女性就是生孩子的工具，就該做家務，男人就該在外面掙錢。本身應該是一種人之間的關系，可變成工具關系。怎樣去工具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競爭性的環境中，實用性的哲學觀點太占主導地位了。我們在做中國人近 40 年價值觀變化的研究，發現從 2013 年以后，實用型價值觀取代了社會型價值觀，一直處在第一位。從實用價值來考慮問題，追求利益最大化，先考慮利益，再考慮別的，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作為判斷價值的指標。這是一條非人性化的路徑，也是社會深層次的問題。

《晚點》：與之相對，你覺得這個社會應該提倡一種什么樣的價值觀？

許燕：要活到真正人的一種境界。

《晚點》：怎么才算活得像真正健全的人

許燕：能夠遵循自己個人的意愿，你能決定你自己的命運。比如我不想考大學，就想做一個廚師，那我就不用非得走高考這條路。我就按自己的興趣走。西方很多人的生活都是遵循個人興趣。

興趣是一個人生命力最光彩的點，也符合 “行行出狀元” 的理念。在我的興趣點上，我能做得比別人更好，那我就是這個行業的狀元。

人類最幸福的狀態是能夠獲得愉悅感，不被痛苦糾纏，沒有那么多生活的苦惱和困境纏繞你。

最后，有尊嚴地活著?，F在很多職場冷暴力，最重要一點就是讓人沒尊嚴。你干活干得再好，我都要否定你，忽視你的貢獻。70% 的職場人都遭遇過冷暴力，被欺負過。這是對人性最大的滅殺，好社會是要給人以尊嚴，形成 “自尊自信” 社會心態。

能實現這三點就是一個人，不能實現就是去人性化。

《晚點》：可否分享一個你所知道的、具體的活成了 “人” 的例子？

許燕：我的導師張厚粲是一個典范。我在張老師身上看到的是一種對學術的追求。她 14 歲對心理學產生興趣，立志要學心理學，18 歲開始學心理學，后面遇到多次政治運動，每次都受沖擊，但她始終沒有放棄過心理學。到 1978 年心理學專業恢復時，她已經 52 歲了。她說，我真正的人生是從 52 歲開始的。

張老師是晚清名臣張之洞的孫女，大部分親戚都在國外，她會 7 門外語。但她說，“我是中國人，我的事業在中國”。最開始她想出國交流，都不被批準，怕她 “叛逃”。申請了四次后，她才第一次出國交流，帶回前沿學科知識，講給學生。

她做了很多大事，包括中考、高考改革，職業自學考試，兒童閱讀等。她拿了很多國際獎，像國際心理科學聯合會的 “艱苦卓越成就獎”，中國只頒給了她一人。

但我覺得她最重要的是人格品質。她對學術要求特別嚴格，不僅自己做到盡善盡美，也對學生嚴格調教，直接指出你的不足。那時我們所有學生都被她罵哭過，但我們很多能力就是靠這樣培養起來的。那個時代的師生關系像師徒，很有人情味，但現在學生叫老師 “老板”，老師要給學生發工資，是實用性的工具關系。

我們說做人要做到 “真”，我在張老師身上看到什么叫活成 “人” 了。她為人坦蕩、真真切切、自主性強、情感表達直接——我喜歡你就肯定你，不喜歡你某一點，我就直接跟你說，從不在背后使壞。她從來不把我們當工具，別人也不能把她當工具。

《晚點》：你提倡要 “成為更好的自己”，但很多 “雞湯” 也會說 “成為更好的自己”。你覺得兩者的區別在哪里？

許燕：年輕人早就 “反雞湯” 了。他們不希望被洗腦、被幻覺，更追求現實的真實體驗，不回避困境，承認自己的不足。除了奮斗，他們還會選擇各種生存方式，例如佛系、躺平、發瘋，活出自己的樣子，不是別人制造的樣子。

我所主張的 “成為更好的自己”，就是要提倡遵循人的真實本性活出人的狀態，而不是父母制造出來的 “我”、社會馴服出來的 “我”、奮斗擠壓出來的 “我”。以自己的最佳狀態快樂地學習和工作，而不是在比較或競爭體系中痛苦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