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的一些現狀問題

大學老師一般兼具兩種專業屬性：教育工作和科研工作。在研究型綜合性大學，大學老師們的科研任務會更重、要求更高。所以，不要看到我們一周只上一兩次課，就覺得這份工作好清閑輕松，現實是：現在大學已經從公司管理和工業化治理那里學到了量化考核等提升效率的工具方法，大學老師肩上是水漲船高的科研發表KPI。

而且，在學歷通脹的時代，進入大學當老師的基本線是獲得博士學位。拿到博士，短則三四年，長則七八年，但是越來越多的人看到，學歷和能力并不成正比。這或許是因為知識的專業化發展讓學科之間變得涇渭分明，某一領域的學者關注的范圍越來越小。

而且，博士教育也變得世俗化。比如，博士一年級的學生，就要忙于搬磚，比學趕超、發表核心期刊論文，為了幫助導師完成績效考核；沒有了自主探索的從容，在技術層面和前沿領域埋頭苦干，不再關心這個學科的思想性和理論發展的社會背景，博士們于是開始了小題大做、舉輕若重，學術民工工具人的內卷生活。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不再把做學術工作看做是自己未來職業首選，因為同樣是很內卷，為什么不去金融或者互聯網行業？那里的“性價比”要更高。

同樣，我們作為大學里商學院的高校老師，身處管理學這個研究領域，也時常會想：這個學科是不是陷入了合法性危機和職業意義的空虛？

這種危機感和空虛感來自于一種明顯的異化：管理學者寫作發表學術論文，更多是迫于職業發展的壓力和職稱晉級的需求，而非為了探索發現、解決現實問題。管理學研究者以論文快速發表為導向，并且產生了越來越多晦澀難懂、虛空浮夸、啰嗦冗長的研究論文，創造出一種推動“理論發展”的幻覺、“貢獻管理新知”的假象。

事實上，異化的管理學研究變得名不副實，自說自話，研究內容成果與管理實踐的鴻溝越來越明顯，管理學研究者裝模作樣地進行“游戲規則”之內的“重要”工作。“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傳統知識分子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在現代專業化的進展中似乎變得稀薄。

為什么會出現以上這樣的“價值異化”和“意義貶值”？

有人認為這和當下的學術規則中強調理論貢獻相關，我們覺得，其中原因更加是學術的“麥當勞化”——學術探索變成了工業標準化生產。就像麥當勞所快速生產的快餐食品一樣，效率至上，標準一致，但學術成果也變得“理論虛胖”。

被“麥當勞化”的中國商學院和管理學

“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是社會學家喬治·里澤（George Ritzer）在其所著的《社會的麥當勞化——對變化中的當代社會特征的研究》一書中提出的概念，用以呈現社會制度理性化設計所產生的不理性后果。

其特征有四點：

1. “效率至上”——用最理想的方式完成某項作業；

2. “可計算性”——客觀的項目（如銷售量）必須能夠量化為非主觀的項目（如食品味道）；

3. “可預測性”——標準化的和均一化的服務；

4. “可控制性”——標準化和均一化的員工。

麥當勞成功的第四個要素，就是通過無形的規則來強化對人的控制。任何理性化系統中存在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和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要么是為它工作的人，要么是享受服務的人。因此，只要把人控制住，就能使一切更加確定、更加可預測、更加高效。

里澤認為，麥當勞化已經蔓延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看看如今的大學模式，幾乎都受到了麥當勞化的影響。而更接近市場的中國商學院與管理學則表現出更明顯的麥當勞化特征。

首先，用“效率至上”一詞來概括中國的商學院教育與管理學研究，可謂恰如其分。學者強調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那些一年能夠發表十篇二十幾篇的“paper machine”（論文機器）式學者被同行艷羨、被學生們奉為“大神”。

崇尚可計算性的量化考核已經成為各行各業運行機制的重要內容。學術也是如此，教師就像流水線上的組裝工人，流水線式地生產出論文這樣的產品。為了加速發展、刺激生產力，大學的管理者也模仿公司，引入績效考核制度：量化產出、統一標準、進而分配資源，甚至是末位淘汰。

為了保證“可預測性”和“可控性”，商學院和管理學存在“技術取向”的特點，論文寫作的技術性高于創新性和思想性，而技術性使得論文寫作過程可以做到標準化和程序化。如果身處一個科研團隊中，還可以在標準化的基礎之上做到“流水線式分工”，每個團隊成員各司其“職”。這樣的“學術生產流水線”把“可預測性”和“可控性”發揮到了極致。

此外，我國商學院和管理學在建設發展中長期對標美國。比如，在研究生的培養方式、教師的科研管理方式、管理學的研究范式等方面，我國商學院均借鑒了美國頂尖商學院，其中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在博士生的培養上幾乎完全借鑒了美國著名商學院的培養方式。

除了教育標準，在研究范式方面，中國的管理學研究更是在極大程度上仿照美國。當前國內絕大多數的管理學者都在沿用美國的研究范式，主要借助于美國管理理論，按照規范的研究范式“解讀”中國的管理實踐。而且，模仿外部標準的教育方式十分注重對早期學術人員（如博士生）學習“程序化”和“規范性”要求，并將其作為建構學者專業化身份的重心。越來越多的博士生從一入學起就開始接受程式化的學術訓練。

“麥當勞化”的副作用

工業化的治理模式讓中國的高校和學術研究在發展和發表速度上取得了喜人成績，而且越來越多的中國商學院加入國際商學院認證體系，在研究教學方面對標“全球標準”，其中一些也在全球商學院排名榜上節節攀升。但是與此同時，麥當勞化的副作用也在顯現。

總結來說，這種副作用是對商學院和管理學專業價值的腐化和專業行為的異化。任何行業的發展和合法性需要其內在堅實的基礎——專業精神。學術界更是如此，但是，“麥當勞化”會破壞專業精神的土壤。就像過度使用化肥會使土壤變板結不育。就好像有一個人走進博物館，他對講解員的述說很不耐煩，只是不斷問這些展品值多少錢。只有錢數讓他對藝術品的意義產生感知。你或許會嘲笑這個人。而這正是一些商學院教授們對待學術研究工作的態度——研究的具體內容并不重要，他們腦子里想的是發表了多少、在哪里發表、是不是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這些發表在職稱和獎金上如何兌現。

“麥當勞化”的“效率至上”強調早出、快出、多出成果，這并不是讓學者多做貢獻，而是相反，讓學者避免深入分析和思考、避免涉入和干預社會現狀。無法控制自己時間和審視自己行為方式的人，最容易被控制。不是被具體的某個事情或者某個人控制，而是被那深入人心的觀念和制度所控制。而且，如果方向錯了，效率就如同是沒有方向盤的狂奔的汽車。

“麥當勞化”通過標準化和均一化措施，達到便于管理、便于控制的目的。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學教育理念在可控性的面前顯得無所適從。愛因斯坦曾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但是如今規范化學術標準不僅限制了完整的理論化過程，單一化了研究題目選擇和表達對象，而且弱化了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多元化的理論化活動，尤其是充滿想象力的新概念發展、形象思維、和思辨思維，而這些都是理論發展必要甚至是更為重要的。如此規范化研究設計與論文寫作，嚴謹有余，靈性不足。麥當勞化使得“格致”的科學不可避免被實用化，“窮理”的理論取向被完全遺棄，也就是說“格致”所具有的“形而上”的“道”被丟棄，僅僅留下“經世”的層面，變成“形而下”的“器”，成了立竿見影的“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個人攀爬工具。

除了研究工作，教書育人的大學工作也被麥當勞化。對于教育工作來說，毫無疑問，麥當勞化的人才培養系統是理性和高效的，但這個系統并不鼓勵“因材施教”、不鼓勵缺乏效率和預測性的情感交互，好像一切教育活動的環節都只為迅速完成一筆又一筆交易。而教育本質上是一種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建立和通過關系和關懷帶來的人的全面發展。

教育本來是人類爭得自己解放的手段，教育以人的和諧而全面的發展為目標，然而面對當下的教育現狀，我們不得不悲涼地承認，這是一種麥當勞化的“非人本”教育。時行的各科教學中的標準化考試以及與之相匹配的標準化練習，正是導向于將生機活潑、個性各異的人培育成冷冰的機器和標準化的零件。比如，商學院的課程常常對審辨性思維強調不足而著眼于“即食知識”（immediate use knowledge）。有研究者指出，商科高等教育在偏離初心——商科教育內容輕飄飄，就像快餐一樣，雖然短平快，但是乏味沒營養，很難培養出商業領袖。

總結來說，麥當勞化體現了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效率和規范，它代表著工具理性，然而并不充分符合人類的價值理性，人被數字化、程序化、被自己制造出來的機器和章程所奴役。里茨指出：“人們的確很大程度上生活在理性的鐵籠中，幾乎沒有什么出路。” 我們不得不去擔憂：“或許最為可怕的，不是機器越來越像人，而是人越來越像機器”。

麥當勞化讓管理學領域的學者只是看起來像是一位從事嚴謹研究的學者，但工作本質上越來越像重復性體力勞動。所以，我們需要慎思的問題是：商學院以及大學的發展，是不是和工業管理和公司的發展邏輯一樣？教育和研究，是為了規模擴張和“市場競爭力”、還是為了“百年樹人”？快餐行業可以把雞肉生產的周期壓縮到極致，人才和思想的生產，也可以不斷壓縮嗎？高教科研，為什么在麥當勞化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呢？學術自治的共同體，為什么要心甘情愿交出管理自己的權力呢？

 “形式化的專業主義”及其對策

麥當勞化讓大學和商學院的發展出現了“看起來很美”的專業主義。專業主義本來是讓專業職業工作者有強烈的認同感、責任心、忠誠度；服務于公眾利益，不計個人得失等。而我們在現實中發現，當前高校和商學院場域中的專業主義呈現出明顯的形式化特征，也就是“形式化專業主義”，這種專業主義大多徒有專業的“外形樣貌”，例如程式化地學術訓練過程、規范化的學術寫作要求，卻相對缺乏更深層次、更內隱的專業精神。

對規范性的過分追求還會束縛研究本該有的理論創新，就像逼著研究者帶著鐐銬在舞臺上精致地跳舞，在充滿條條框框的規范性要求之下，學術人員會經常自我審視是否滿足“看上去專業”的要求，從而自我規制并自覺精進。長此以往，研究成果往往徒有規范嚴謹的外表、缺乏令人發省的洞見。然而，真正意義上的專業主義是利他的、服務于社會的。

高校場域中形式化專業主義的另一突出表現是學術研究注重“規范化”，而非注重研究能否為社會做出實際貢獻，甚至把論文寫作形式上的規范嚴謹等同于專業主義。在此種“形式主義的專業主義”引領下，學術工作者和高校管理者更加看重的是效率第一，要標準化。相比之下，關注實踐現象與行為，重視對話溝通效果，進行理論應用，并產生多方面的社會影響，這些顯得無足輕重。

面對此問題，我們要培養一個健全充滿活力的生態和豐富養分的土壤環境，而非為了“短平快”的跨越式發展只顧著嫁接外來標準套路和上化肥和催肥。學術探索和人才培養都是更加類似于傳統農業的活動，“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味地使用工業化生產方式管理治理大學可能會適得其反——破壞了土壤的綠色生態，會讓土地板結、失去活力。

首先要做的，是改變把研究發表看成一種“游戲”的心態。無論是研究者個人還是學術共同體，都需要“不忘初心”，關注重要的工作，并致力于 “激情學術”，去做有社會責任感的研究。

與此同時，要樹立真正的學術專業主義。比如，我們中國管理學界可以關注四條身為高校教師和學者的職業原則：

1.置學術共同體利益在個人利益之上；

2.堅持誠實，正直與可信任的最高標準；

3.保持建議的獨立性，隨時準備告訴社會和管理實踐者我們看到和研究發現的事實，即使與當下主流標準不一致，甚至影響到我們的收入與關系；

4.遠離“學術投機”心態，只做我們真正想要探索并可以為社會利益相關方創造新價值和真價值的事情。

另外，學術期刊或許應該更加包容多元化標準和思想，某些當下看似異端的、與標準格格不入的，或許有一種不同的價值，最起碼讀起來更有趣。這個世界太豐富、太多樣化了，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格式來描述，而是需要發展能夠容納全部光譜的風格。這要求我們的寫作方式更加多樣化。

在高等教育的治理制度建設方面，也需要有新的理念。當下中國大學治理中看到工業化的思維模式——強調“全球化”、“標準化”、“效率至上”。制造業和工程質量管理的方式，一樣適用于大學和科學事業嗎？

土壤不夠肥沃，只是忙碌于花花草草的科學移植技術，評比盆栽的技術高超與精細，或不斷使用工業化肥，這樣下去，長久以來，會成長出真實的森林茂盛嗎？

最后，適當讓自己慢下來，做一個“慢教授”。高效率并非是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價值，我們所珍視的價值還有很多，且都處在這些低效的領地——愛、家庭、眷戀、歸屬、文化、學術思想，舒適的舊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