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昊

來源：食通社Foodthink（ID：foodthinkchina）

沃爾瑪將山姆專賣店里售賣的食品信息放上區塊鏈；國企中化集團，也利用區塊鏈技術，引入MAP品控二維碼；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也提及區塊鏈，指出“要促進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農業生產經營深度融合”……

零售商、農企和政府都在推動“區塊鏈”，而消費者與農戶在懵懂中也嗅到了一絲變革的味道。

區塊鏈的推廣者號稱它能解決諸如農產品溯源、信任建立、認證監督、食品安全等長期困擾行業的痛點。果真如此嗎？讓我們先從名詞解釋開始。

 區塊鏈是什么

簡單來說，所謂“區塊鏈”就是一個分布式的記賬體系，也就是說，賬本不只有一份，而是有很多個副本。使用者把信息記錄在專用的“塊”上，而創建這個“塊”的過程，就已經將信息記在不同的賬本上了。因此這樣做最大的好處是，無需一個中心化的記賬者，就能實現準確記錄交易，不被篡改。

當年比特幣的發明者中本聰正是利用區塊鏈不可篡改的特性，想到可以發明一種沒有銀行擔保的貨幣——因為不可篡改，所以貨幣的創造和交易記錄本身就值得信任，不需要銀行這個中介擔保。

農業區塊鏈的開發者同樣看上了區塊鏈不可篡改的特性，希望用它來解決農產品溯源的痛點。他們的想法很簡單：如果每個生產環節都被記錄在區塊鏈中，消費者和供應鏈下游的企業和個人就能夠獲取這些信息，生產過程也就能實現透明化。開發者希望借此解決食品安全和質量的問題。使用了這一技術的企業則可以向消費者宣稱產品完全可溯源，值得信賴。

區塊鏈代替舊系統

大約在區塊鏈最火熱的2018年，包括天貓、沃爾瑪、永輝超市在內不少零售企業都啟動了區塊鏈溯源系統的建設。

背后的動機也很簡單：一旦售賣的食品中被查出食品安全問題，零售商需要直接負責。它們希望借助區塊鏈來提升供應鏈的可追溯性，降低再次出現類似問題的風險。

但對這些大型零售商而言，除非是指定的合作基地，大部分農產品從田間地頭到超市/電商貨架，都要經過層層轉手，百分百溯源幾乎不可能。假如一條魚被檢出農藥殘留超標，他們很可能既不知道是哪家農戶養殖的，更談不上控制食品安全風險。

為解決這一問題，在區塊鏈之前，中心化的食品溯源系統就已經出現，試圖將產地信息整合在一張二維碼中——一掃就能知道魚是哪家養的。不僅政府在搭建食品溯源平臺，各電商也建立了類似的系統。可是這些系統范圍有限，大多只能在公司對口的農業基地走完溯源的流程，對更多非直接合作的小農戶就鞭長莫及，究其原因無非是小農戶更分散，導致記錄和溯源更困難。

然而，這些小農戶是中國農業最主要的生產者。即使是擁有強大直供能力的零售商，其生鮮貨品還是要大量依賴散戶。

如果舊的中心式溯源不行，那么新的區塊鏈溯源系統能夠把這些分散的散戶整合起來，讓系統有效運行嗎？

對于新系統的優勢，大多數區塊鏈溯源項目的介紹實際上大同小異，都在強調區塊鏈的技術優勢。

第一，區塊鏈便于記錄更多信息，交易一發生就能被記錄。以前單一的產地信息被拆解得更詳細，還是以一條魚為例，過去只能知道是誰養的。現在從魚苗從何而來，用了什么藥、什么飼料，何時投放，到運輸和銷售過程中的經手信息，都集成在產品包裝上的一張二維碼中。

第二則是開頭所說的分布式記錄，不可篡改。

除此之外，很難在這些介紹中看出區塊鏈還有什么其他優勢。

但是生活經驗告訴我們：如果賣車的銷售話術還停留在 “發動機為什么能轉起來”，那么作為買車的人總得多保持一些警惕，多考慮考慮。

區塊鏈目前就處于這樣的階段。這就說明技術很可能并不成熟，也不一定能夠解決現實中出現的問題。

事實上，假如設計區塊鏈的人對于農業更了解一些，就會發現區塊鏈并不是解決農產品溯源問題的良方。

誰來負責上傳數據？

和工業不同，農業生產天然就難以監測。

在一線勞作的農民分布在土地上，除了他們，外人很難知道土地的情況。因此歷史上有農業稅時農民總是很容易隱瞞產量，逃過稅收。反倒是按人頭與土地征收稅款更容易，因為人數與土地面積遠比農業生產的過程和結果更容易測量。

農民雖然不用再繳稅，但是區塊鏈面對的問題和征稅者是一樣的：農民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愿意合作，操縱數據，怎么辦？

區塊鏈的支持者試圖讓我們相信，正因為它是去中心化的，讓數據無法被篡改，監測不就準確了嗎？但問題是：誰負責把數據上傳到鏈上？系統如何能夠知道農民及時如實上傳了信息？信息又要細到什么程度？農民是否有能力和足夠的激勵機制來上傳信息？

即使有了一套機制來鼓勵農民上傳數據，那么原始數據的可靠性就會存疑，區塊鏈所謂避免篡改的特點就失去意義。以中國農民的聰明程度，想糊弄這樣的死系統簡直易如反掌。比如，假如需要上傳用肥用藥記錄，農戶自己完全可以按照安全理想的施用間隔杜撰一份。

有人會說，如果不需要人工，全部實現用機器自動化上傳不就行了嗎？似乎如果多設些傳感器，再以較短的間隔上傳數據，搭建一個所謂的“物聯網”，就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究竟怎樣的數據能夠反映生產的真實情況呢？目前并沒有定論。而如果這一問題沒有結論，我們又如何指望一套合理收集信息的傳感器——難不成真要24小時擺上攝像頭，再通過AI實現各種識別？畢竟在推廣者的口中，AI技術據說能夠實現各種可能。

然而，以農業生產過程復雜又易受影響，即使擺上了攝像頭，恐怕也不見得有用。況且，AI如何能識別人眼都無法識別的東西呢：比如農民噴罐里到底裝的是什么農藥？濃度又是多少？

“貨不對板”怎么辦？

即便能夠對生產環節全程監控，如何解決消費者最關心的“貨不對板”又成了擺在區塊鏈面前的另一個難點。

無論是八十年代就出現在陽澄湖的“洗澡蟹”，還是這些年能賣出十倍產量的“五常米”，一旦標志可以亂貼，就讓消費者覺得買菜猶如開盲盒，最后索性“誰也不信”。

因此，過去政府與企業推出的認證、標識就是希望規范市場，重新獲取消費者的信任。

其中最為嚴苛的可能就屬有機認證了。從2012年開始，我國的《有機產品認證實施規則》就試圖通過對產量的掌控來發放標簽數量，以解決“貨不對板”或“超額銷售”的問題。具體來說，就是被認證的農場和企業需要在申請認證時，向認證機構報告預計產量和銷售規格，認證機構根據這個數字來發放有機標簽。

比如，某有機農場預計生產一萬斤番茄，計劃以一斤的規格進行銷售，那么它就能收到一萬個有機認證的標簽，貼在這一萬個一斤一盒的包裝上。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農場豐產，多收了兩千斤，那這兩千斤沒有標簽的番茄，還能按照有機番茄銷售嗎？如果農場減產，他會不會采購一批低價的常規番茄，貼上有機標簽，賣給超市呢？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有機認證，也很難杜絕和防范這個漏洞。

同理，即使在區塊鏈中實現閉環監控，能夠知道每一環節的信息，看似作假難度非常高。但是，你怎么知道區塊鏈上的那個胡蘿卜和你手上的胡蘿卜是同一個呢？

哪怕在“最嚴有機認證”實施后，認證機構和生產企業作假的事件也頻頻出現。有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在廚房看到了一只蟑螂，在你看不見的地方，肯定還有無數只。

因此，區塊鏈如果還是像以前一樣，想讓消費者通過掃碼來溯源，那么“貨不對板”并不會有實際改觀，機智的消費者也不見得會買賬。

除此之外，區塊鏈系統還有令人難以忽視的成本。

區塊鏈所應用的去中心化技術，意味著原來一條信息的記錄，改由許多人完成。其優勢是不容易篡改，而劣勢則是增加了冗余。如果用記賬的例子，那么一個記賬人記賬的成本被復制成幾份，同時記賬人相互之間溝通的成本增加了，為避免篡改而做的驗證環節也將消耗更高的成本。

因此，如果拿來和中心化的系統對比，應用區塊鏈的系統需要至少幾倍的成本。

而現實中的區塊鏈系統，其成本則更加高昂。以比特幣為例，一次交易所消耗的電力價格就超過100美元，與一個家庭全年的消耗相仿。而整個系統的每年電力消耗約1500億千瓦時，甚至超過烏克蘭這樣的中型國家。即使目前有諸多技術能夠將成本降低，區塊鏈系統的維護成本仍遠高于中心化的系統。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系統還需要處理大量的信息，這部分開銷就非常可觀了。

有鑒于區塊鏈系統的高成本，有開發者指出，可以通過由使用者支付驗證成本給其他人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即每驗證一筆交易，負責驗證的人就從交易中抽取一筆傭金。這種方法等于把成本分攤給使用者，卻沒有解決總成本的問題。

尤其對于小農戶來說，問題就更加突出。同樣是一批西紅柿，一千斤或一萬斤需要的都是相同的驗證成本，生產規模小就讓成本更難攤薄。除此之外，傳感器、物聯網系統等區塊鏈可能的配套設施，也會是一筆不小投入。

因此，不少區塊鏈溯源系統是依靠大企業才能夠推得動、用得起的。這樣設計出的區塊鏈，其控制權只能為大公司私有。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教授Harish Krishnan和其他一些學者也警告，如果未來產業鏈中的小生產者者別無選擇，只能使用由大公司管理的區塊鏈數據庫，那么這將進一步增加行業里的不平等。

中本聰的理想與現實

有人認為，比特幣的發明人中本聰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曾寄希望于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特點能夠實現金融的民主，僅僅依靠人與人之間交易的需求，而不依靠權威就推動體系的運轉。從比特幣的例子看，他的理想曾經實現過。

在比特幣中，每個交易者都是對等的。而在我看來，今天許多推動農業區塊鏈的人卻誤讀了中本聰的設計。他們把比特幣系統中原本的互惠互利，變成了監控與展示。更重要的是，區塊鏈技術展現給他們一種幻象——不需要人眼的監視就可以實現監管。

然而，對于食農體系中已經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來說，去中心化的區塊鏈還會是最佳選擇嗎？那種無人監視的監管，在現實中，是不是可能又變成蘇聯工人的翻版——他們假裝監督，我們假裝工作。

所以與其在技術的方向鉆牛角尖，不如先考慮是不是技術所依賴的社會基礎出現了問題。這樣下次不明覺厲的技術再出現時，公眾也不會那么輕易就被忽悠了。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