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辦公廳發布《關于停止利用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節目宣傳推銷檳榔及其制品的通知》，廣電總局決定，自即日起，停止利用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節目宣傳推銷檳榔及其制品。通知要求，“各地各單位核查清理的情況，請于9月27日前報廣電總局傳媒司。”
早在2003年，世界衛生組織就將檳榔列為“一級致癌物質”，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官網2017年刊登的《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致癌物清單》中，檳榔果、含藥草的檳榔嚼塊和不含煙草的檳榔嚼塊也包含在“一類致癌物清單”中。2019年，在廣泛爭議下，檳榔食用大省的湖南，出臺了停止廣告宣傳檳榔的行業“禁令”。
但在中國吃檳榔最多的省份湖南與海南，檳榔是貫穿當地人日常生活與文化習俗的重要符號。截止目前，國內檳榔一直作為食品生產和銷售，尚無國家生產監管標準和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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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一種熱帶植物，世界上吃檳榔最多的國家集中在東南亞。與炎熱氣候類似，檳榔的食用自帶生猛。切開青果，撒上貝殼粉或石灰膏，在樹葉的包裹下丟進嘴里。檳榔果的綠色汁液因為化學反應而變成血樣的紅色，隨之而來的是一陣類似于上頭的暈眩感。很少有人在第一次食用它的時候用好吃來形容。
在中國，吃檳榔最多的省份是湖南與海南。湖南街頭，熟人見面，掏出這個玩意兒，問句“恰個檳榔不咯”，成為一種社交禮儀。人們在行走坐臥之間活動著他們的咬肌，咀嚼這塊堅硬難咬的食物。嬰孩時期，熱愛于食用檳榔的母親，撕下一小塊纖維放進幼兒口中，嬰兒們在努力吮吸的同時，也開始了這一生的檳榔之旅。與這一溫馨場景相對的則是，牙齒變黑，因為咀嚼檳榔而臉部變形的人們，乃至患上口腔癌，躺在病床上被割去舌頭、面頰、或牙床的患者。蔣燦華是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口腔頜面外科的主任，“醫院的口腔癌患者，45個里面，44個愛嚼檳榔。”
如果在湖南或海南想要勸阻人吃檳榔，遇見友善的人，他會陪笑。如果再多勸一句，調侃一些的人會回復：“活著開心就行啦”，如果你還要強行多說幾句，得到的答復就會變成，“我們當地人就好這個。”這話一點不錯，對于當地人而言，檳榔永遠不止是一種食物。
當某地相較于其他地方，更多地存在某種事物時，這種事物往往就會在這地被賦予越來越多的禮俗意義。檳榔在它的種植地海南，和由于運輸而導致的集散地湖南，成為了貫穿當地人一生重大事件的符號。《瓊州府志》里記錄，婚禮媒妁時男方要向女方家送檳榔當作定禮。因而嫁給某人，在當地也被叫做吃某人的檳榔。由于檳榔有“賓郎”的諧音，喪葬事宜或歲時節令都必要設檳榔宴請，以示對客尊重。在黎族，檳榔甚至成為解決鄰里之間糾紛的符號。時代發展后，許多傳統習俗沒能繼續延續。但這種上千年的文化基因仍舊流淌在人們的價值觀里，乃至于海南曾經在一個介紹年俗的電視節目上，專門講了檳榔，接受采訪的游先生說，一顆檳榔，把兩代人一下子連了起來。
《阿婆的檳榔》劇照
歷史對于檳榔的記載最早是在兩漢。由于吃檳榔工藝繁瑣復雜，而且當時交通運輸不便，除了原產地的人以外，普通民眾較少接觸，因而在古代，檳榔最早流行于上流社會。但隨著食用普及和價格的下降，以及外來文化的影響，現在，檳榔逐漸被上層拋棄。也許是因為吃檳榔的整個動作過于不雅，它需要牽動大量的肌肉組織，臉部變形也會嚴重影響美觀，也許是因為紅色的汁液讓人想起茹毛飲血的原始過去，總之，它與精致、講究的上層想象不符，檳榔開始淪為底層的符號象征。蔣燦華的感性經驗也證實了這點，他說在湖南，好像知識層次水平越高的人，嚼檳榔的越少。
自從爸爸得了口腔癌之后，小敏開始立志戒檳榔。他家以前開小賣部，小學時，和同學經常偷自家店里的檳榔吃，自此養成了習慣。小賣部不掙錢后，小敏的父親做過建筑工地的工人。當過廚子。口腔癌對于這個家庭來講，是多種不幸里面的一種。小賈是跑大貨的司機，大貨和出租車司機是嚼檳榔的主要群體。這東西能刺激神經，把他們從昏沉的路途中解救出來。嚼檳榔也逐漸成為男人的象征，它沖動，迅猛，粗糙。在街邊，把檳榔渣子吐在地上就好比是瀟灑地吐掉了生活中的苦悶。吃檳榔的人和檳榔文化相互塑造融合，混合為了一種新的符號內涵。
由于氣候與歷史原因，臺灣人也喜歡吃檳榔，為了迎合司機，臺灣的公路邊有很多穿著暴露的賣檳榔女郎，人們稱她們檳榔西施。薛賢堅導演的同名片子《檳榔西施》中，就將檳榔作為了一個底層的強烈符號象征，講述了同為底層的卡車司機與檳榔女郎的現實殘酷。小敏的父親為看口腔癌花去了很多錢，現在他家只靠母親一天100多的收入維持，與小敏類似，很多因嚼檳榔而導致口腔癌的患者，都缺錢。
《檳榔西施》劇照
企業宣傳營銷很樂于利用這一群體的心理。在營銷時，檳榔企業開發了檳榔獎票的形式，可能對于掙錢不多的人而言，貪點便宜就好像是博弈中的勝利。甚至于為了迎合他們追求身份標志的動機，檳榔企業將檳榔分為了嚴格的三六九等，便宜的一包5塊錢，貴的號稱工藝繁瑣，包裝講究，能賣68塊一盒。對于占據文化資源相對較少的暴發戶而言，這是一種最好的身份標志。這就好比將65塊一包的軟中華拍在桌上，兄弟會感慨你真是大哥。但如果從兜里掏出一瓶82年的紅酒，小弟們只會說，這酸不拉唧的算什么味兒啊。
潮流的廣告和冠名也試圖在打造檳榔新的文化形象，拓展更為年輕的用戶群體。這會營造一種氛圍，“世界上這么欲仙欲死的東西，身為一個勇于挑戰的年輕人，你竟然沒有嘗試？”
面對著強大的符號意義，與歷史文化承載，這也使得我們在說檳榔有害健康的時候，顯得格外勢單力薄。一種形成了的文化定勢難于改變。就好像馮驥才在說自己吸煙一樣，吸煙真能提神醒腦嗎，他不覺得，但是半夜起來抽上一根，在煙霧繚繞中創作的心靈快樂是確確實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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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簡單的科學事實遭遇到復雜的現實世界時，似乎很多地方都會變得艱難起來。比起軟性的文化符號來講，如果遭遇的到的是政治或經濟的因素，它就會變得更加寸步難行。
湖南是全國檳榔企業最多的省份，2017年，檳榔企業給湖南帶來的年產值就超過200億。而且檳榔加工廠是極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選子、點鹵水都靠的是人手。不過檳榔加工的工資很低，在其中做工的人與嚼檳榔的人一樣，都窮。在湖南，檳榔廠能夠解決近30萬人的就業。也因此，2013年，由于一篇《檳榔王國中的割臉人》，以及央視對檳榔可能會致癌的討論，使得這場席卷湖南、海南的檳榔致癌風波直接導致兩省經濟損失超過30億元。湖南全省有2到3萬檳榔工人處于歇業狀態。當時的湖南省檳榔食品行業協會會長只能要求企業，無論如何要給工人開出最低生活費。甚至于產業工人聲稱要聯合起來，“找中央電視臺討個說法。”
《阿婆的檳榔》劇照
翦新春是中國第一位發現檳榔與口腔癌關聯的學者，他1983年就開始關注檳榔，甚至被冠上了“醫學斗士”的標簽。此次電話聯系翦新春時，他以過于忙碌為由拒絕了。《武漢晚報》曾報道，翦新春在宣傳檳榔有害時遭到了威脅，曾收到短信說對方要花80萬買他的人頭。遠在北京的同行似乎也都能感受到湖南醫生遭受的壓力。北京大學口腔醫院王佃燦教授說，他們同行交流時，湖南的醫生都會暗暗請求他們多幫忙宣傳一點，因為在當地宣傳風險比較大，在北京，天高地遠，那些檳榔企業還夠不著。
2019年3月7日，湖南檳榔食品行業協會下發了《關于停止廣告宣傳的通知》。稱要求湖南所有的檳榔生產企業從即日起停止國內的全部廣告宣傳。消息出來后，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討論。行業協會會長楊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拼命宣稱，這并不是出于檳榔致癌的考慮。
醫學界討論檳榔有增加口腔癌的風險時，檳榔利益方給出的反駁則是，我們湖南的檳榔制作工藝不一樣，我們不生吃，致癌是因為吃法不對。我們在處理過程中已經經過了蒸烤，里面的有害物質減輕了。對于這樣的理由，蔣燦華感覺有些可笑，這就好比你抽煙，你說你這是烤煙型，焦油含量低于多少多少，但就問你這是不是煙吧，是煙就是有害。但當這個明確的反駁被提出后，如果想要真正在政策上限制檳榔的生產，就還得本著嚴謹的態度證明，湖南的檳榔與口腔癌確實具有相關性。蔣燦華坦言，自己的團隊沒有那么大的資金支持，如果要拿出極其可信的證據，需要大樣本，大數據。長沙的5所醫院曾經有過這樣的數據統計，在2108名口腔癌患者中，其中共有1803名患者患癌原因是因為嚼檳榔。但如果你拿著這樣的數據上去，別人依舊會說你樣本不全，不具有代表性，無法證明強相關。
英國BBC曾經報道過巴布新幾內亞的檳榔事件，相比于湖南和海南的產業，檳榔在巴布新幾內亞的地位更加不可撼動。由于文化和歷史因素，這個國家一半的人都嚼食檳榔。在接受BBC采訪時，母親說她的五個孩子從8歲到18歲，都在嚼檳榔。“檳榔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我們家族上上下下都在嚼檳榔。只要不嚼，我們就會變得很疲倦，很想睡覺。”根據2014年世界衛生組織對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調查，這個國家有著全世界最高的口腔癌發生率。首都市長曾經為這種情況感到擔憂，他在2013年要求首都全面禁止與售賣檳榔。然而千萬窮人對此抗議。他們指責政府不顧人們死活。衛生部部長搞的“全國無檳榔日”只進行了一年，在第二年就因為該名部長的下臺而終止。因而，在巴布新幾內亞貿然制止檳榔，無異于“政治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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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再次回到這個問題的最本質之處，嚼檳榔到底會不會導致口腔癌呢？醫生們的嚴謹回答是，檳榔是口腔癌的風險因素。不能拋開劑量談危害，這就好比是吸煙，不是所有吸煙的人都會得肺癌，但是吸煙會加大得肺癌的幾率。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的副研究員鐘凱曾在他的文章中使用了形象的比喻，嚼檳榔就像輪盤賭。輪盤賭是一種賭博游戲，在左輪手槍的六個彈槽中放入一顆或多顆子彈，任意旋轉之后，關上轉輪。游戲的參加者輪流把手槍對著自己的頭，扣動板機，中槍者退出。
被打中的人當然是不幸的。嚼檳榔需要使用牙齒和口腔，由于檳榔纖維會對口腔造成物理性損失，經常咀嚼會導致牙齒顫動，磨損，甚至可能造成牙齦退縮，長期咀嚼還會導致頻繁的口腔潰瘍，進而導致粘膜下纖維化和口腔粘膜白斑。同時，檳榔中含有具有毒性檳榔堿，也會加大口腔的病變。大量的人因為口腔病變而變得無法講話、進食；無法控制流口水。北京大學口腔醫院的王佃燦教授從事口腔癌治療很久，與患者的常年溝通使得他對他們的心理有更為細致的把握。
2019年3月11日，一名市民站在長沙一家檳榔店鋪門前。（圖|視覺中國）
“口腔癌患者與其他患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開刀的地方在臉上。”“我的很多患者，以前很漂亮的”，王佃燦拿出手機，找出一個女孩的照片，漂亮吧？但是轉手一劃，就是手術之后變了形的面頰。在文章《檳榔王國中的割臉人》中，作者描述了人們對自己形象變化的心理反應。劉桑果在“術后第三天，才鼓起勇氣站在鏡子前，不知道站了多久，一直在流淚。”
容貌改變對他們的社會融入來講也很難，做了手術的許先生說自己在北京，“隨便走到一個地方，警察都要查我的身份證。”王佃燦常常感慨，去其他科室的時候，病人們做完手術，衣服一穿，恢復得好的話，明眼看上去就和正常人一樣。但完了，“到了我的科室，全是觸目驚心的臉。”心疼。這沒辦法，在生命面前，再大都不如命大。每當有患者感到惋惜的時候，王佃燦都會拿癌來壓他們。命重要臉重要？最后再漂亮的患者在手術前也會對王佃燦說，醫生，只要能把我治好，你想割哪兒就割哪兒。
小敏的父親做完手術后，臉的右上側有一塊凹陷，那是一種缺失。他爸變得不愛出去見人，剛開始還戴口罩，后來也不帶了，天天躲在自家開的麻將館里打麻將。回村后，爸爸成了村里無聲的宣傳人。村里人會因為有人得了口腔癌而略微削減一下嚼檳榔的勢頭，但就像是之前一樣，這一勢頭只會停留一陣，隨后消失。
2013年7月15日，海南瓊海一位市民在嚼檳榔。（圖|視覺中國）
王佃燦將改變現狀的希望寄托在傳播上，“別說嚼檳榔會加大口腔癌風險這事了，我們的國人壓根連嘴都根本不在乎。”由于口腔癌在我國不屬于最常見癌癥，加上口腔安全知識一直未能普及到位，大家對口腔內部的變化都不太重視。王佃燦說，與身體其他器官不同，口腔是我們直接可以看見的，他就鬧不明白，為什么有人明明看到自己嘴里有問題，還一直不去醫院瞧。他希望口腔的健康傳播多做一點，這樣病患就少一點。
對于健康傳播這事，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從事健康傳播研究的許靜教授顯得更為克制。她對說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事實上要更廣泛，健康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適應良好。對于檳榔這種風險因素，“我們做健康傳播主要是為了提高科學的風險認知，以促進消費者的知曉性決策。”，就是讓大家知道，吃檳榔可能有風險。但具體的選擇還是看個人。如果一個人就是覺得“我嚼檳榔能緩解我對我死去家人的思念”，那你也不能再阻攔他。也正因為如此，政策限度的把握很重要。事實上，太過于急切，也不一定會帶來同等效力的結果。1994年，廈門曾出臺了幾乎是全世界最強的檳榔禁令，聲稱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在廈門市內生產銷售和食用檳榔。盡管如此，在廈門生活的人們，依舊可以看見檳榔。
由于傳播會對社會氛圍產生較大影響，許靜教授認為，健康傳播是某種干預，希望對人的態度行為乃至社會意見環境產生影響，但并非強權禁止，而是應尊重個人的主體性。“股市有風險，入市需謹慎”也只是一種善意提醒，“如果某人已經知道檳榔有害處卻依舊選擇它，我們也就得尊重這種選擇。”
翦新春在之前接受采訪時曾說“我不希望看到其他城市都走上湘潭的先污染后治理這條不歸路，并且在各方矛盾的激烈對抗中看不到光明。”現在看來，這條路似乎依舊漫長。無論是將檳榔當作社會禮儀習俗的承載，個人生活宣泄的出口，還是將檳榔當作GDP與稅收，抑或是就當作一個醫學對象。人們對檳榔的態度，都將在這些反復的爭奪與打量中，搖擺。
